有一个关于木桶的短板效应理论会时不时被提到。
这个所谓的短板效应理论说，一个由差参不齐的木板箍成的木桶，其盛水量或曰容积，取决于这个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长度。
所以，若想使木桶的容积尽可能最大，那块最短的木板就越长越好。
在观察精神疾病患者家庭关系存在问题的时候，导师发现，在患者原生家庭中，患者的安全感或心理健康的程度似乎也印证了这个木桶短板效应的正确性。
先从安全感角度来看这个短板效应。
在精神疾病患者的原生家庭中，普遍存在着安全感不良的特征，并存在着与此相关的焦虑特质或易焦虑倾向。
近些年，许多人用“焦虑的母亲+缺位的父亲+失控的孩子”这样的说法，描述在青少年期发生心理问题乃至严重精神疾病的家庭特征，反映的就是一个家庭中处于强势地位且有焦虑特质的母亲，与对参与养育子女缺乏强烈责任感的父亲，共同构成这个家庭中心理健康的“短板效应”现象。
以导师观察到的多数病例为例，导师发现大致的规律性现象是：母亲有安全感不良和较强的焦虑，追求对生活过程中的所有事物和过程的确定性，以及对这些事务与过程的把控，并由此形成了在家庭中的强势地位。
在此种情况下，焦虑而强势的母亲因不信任家庭中其他人能够胜任她所规定于其的角色标准，就会竭力弱化或驱离其他人的作用(有时这也是父亲角色缺位的重要原因)，并竭尽全力地取而代之，既强化了她在家庭中“一元化”领导地位，又扮演着全家唯一“全能运动员”的角色。
这样的家庭关系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导师提及的“病态人际关系”,即家庭其他成员向焦虑母亲的无底线让步，或者即使进行有限的“反抗”或“起义”，也往往是“屡战屡败”。
家庭成员间这样互动的结果便是，焦虑母亲的一言堂在这个家庭中大行其道，父亲角色在这个家庭中逐渐消隐，家庭成员在安全感方面的认知水平趋于向母亲看齐。
而且，在子女出现心理问题或适应不良行为时，母亲通常在采取她认为合理的紧急避险措施之后，也会以“怨妇”心态和语言指责子女、批评丈夫，并彰显自己的“才干”。
这样的母亲在家中的强势地位，必然会使其子女接受、继承其安全感不良和易焦虑特质，也就体现出这类心理素质方面在家庭成员中的“木桶短板效应”。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除了继承了焦虑母亲的安全感不良和易焦虑特质之外，也同样会模仿其原生家庭的角色行为：女性在其自己的小家庭里会继续扮演强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追求对事物的掌控和把握；若男性的配偶一方是与其母亲相似，则可能臣服于配偶的支配地位；反之，若其配偶相对弱势，这个男性就会以其母亲为榜样，扮演起家庭中“全能运动员角色”，以其不良的安全感和易焦虑的行为特征，管控其家庭成员，使“短板效应”愈发明显。
通过观察这样的家庭成员间的互动现象，导师产生了两个感想，一是子女的安全感或心理素质取决于父母中安全感较差的一方，二是没有定力的家长，不可能养育出有定力的子女。
其次，父母的安全感不良还会拉低家庭成员“智商”。
由于易焦虑母亲的坚信某些属于收“智商税”信息或说法，通过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影响到其家庭其他成员的信念改变，成为由短板决定的智商水平。
例如，焦虑母亲通过道听途说的信息而认为饮食无菌化是最高标准的“饮食卫生”，就会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保证全家人都按照其制订的饮食卫生标准生活，不允许他人越雷池一步。
因逐渐自发认同也好，因逐渐形成习惯也罢，其他家庭成员也多会以同样的饮食卫生标准生活，并接受无菌化饮食卫生标准。
再如，由于安全感不良的父亲认为剧烈运动增加了受伤致残的风险，甚至担心会造成骨骼的干骺端过早闭合而影响骨骼发育和身高，限制子女参与体育运动。
这些信念也都会通过代际传递，使其子女沿袭父母的这类错误观念与行为，最终使其后代趋于更为保守的观念与行为。
这是“木桶短板效应”在家庭成员“智商”方面的体现。
除了以上两方面体现出来的短板效应之外，导师还发现，子女的社会公德心或责任感也取决于父母中社会公德偏弱的一方。
例如，父母一方恪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信条，凡事以极端自私的方式应对，也会使其子女在成长和社会适应过程中，表现出较为自私的行为特征。
“木桶短板效应”在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或许不止以上这几方面，但从导师的视角看，这几方面对子女的成长和社会适应却是最有害的。
